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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探索新时代

2019-11-18 20:52:47 · 作者:匿名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照片/新华社)

探索新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徐天记者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914期

2017年1月13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主持并宣布了成立党的19个主要文件起草小组的决定。起草小组由习近平领导,副组长是刘运山、王岐山和张高丽。

九个月后,经过广泛的专题收集、多次调查、几次起草小组全体会议、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内党外一定范围的组织讨论和意见收集,文件起草小组在19份主要报告中增加、改写和简化了986篇文章,涵盖了来自各方的864条意见和建议。最后,这份30,000字的报告被公之于众。

这不仅是对过去五年政策方针和执政理念的总结,也体现了新时期赋予这个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应当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00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目前,世界形势、国情和党的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对中国的时代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着与前任不同的局面。这是中央政府的判断,也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副所长严一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道路可以分为四个“30年”。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正在进入第四次。

最初的30年是1919年至1948年。从五四运动开始,三十年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站起来”。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迅速推进工业化,建立了独立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第三个30年是从1979年到2008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17倍。

第四个30年始于2008年,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现在回顾过去,自那时以来,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阎一龙认为,就国际形势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崩溃。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融合过程一直是稳定的,尤其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社会不再产生暴力对抗,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社会已经出现,这是西方体系高度稳定的重要原因。”现在,随着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衰落,橄榄社会开始变形。阶级矛盾加剧,民粹主义再次流行。

此外,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双赢的共同模式也开始打破。“我做高端的事情,你做低端的事情”的策略已经失效。全球生产和贸易链被分割和重组,对外贸易甚至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

学术界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开始改变,中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冷战后,“一个超级大国,多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局面已经转变为“两极,多强”(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两极),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欧盟是第三大经济体)。无论持什么观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面临100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际形势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来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从机械化革命到电气化革命再到信息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通过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组织形式、国家治理形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它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对中国来说,在前几轮革命中,中国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后期的参与者。在最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是潜在的领导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判断:国内外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繁,全球问题加剧。

毫无疑问,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本身也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根据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十五大提出的“二百年”战略和十六大提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2021年是党的百年建设的时间节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日可待。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领域,已经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

深化各领域改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前,外界都很期待。在这次全会上,中国未来10年的主要政策将得到确定。与此同时,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和深水区,利益壁垒越来越固定。一些外国学者断言,“中国现在正处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面临的十字路口。”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首次展示了全面深化广东改革的决心。他说,我们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过危险的海滩,不仅敢于突破意识形态壁垒,而且敢于突破利益固化的壁垒。

一年多以后,当新一届领导集体外出视察时,它在各种场合表达了继续改革的决心,“摸利益比摸灵魂难”,以及“以强有力的手腕推动改革”。

最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事等60个方面和336项具体措施。

例如,该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阐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并实施“两个孩子”政策。在许多分析师看来,这种规模和强度是“意想不到和前所未有的”。

“过去,当我们谈到改革时,我们主要强调经济改革。这次会议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五位一体”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李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涉及中国改革命运的顶级设计强调完整性、协同性和全面性。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文件起草时,总书记说了算:“集中力量解决体制问题,集中力量解决更尖锐的社会矛盾,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中央政府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总体推进和监督实施。

2014年1月,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和细则。三中全会还审议通过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建体制改革、纪检体制改革等六个特殊群体名单,以及中央各部门分工等重要措施。

迄今为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共召开47次会议,1000多个改革项目相继启动。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改革、司法改革、财税改革、中央环境保护监督和监督体制改革都在逐步推进,雄安新区、粤、港、澳、海湾地区的建设也相继启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措施,如放松管制、改革户籍制度、将两个孩子分开、促进教育公平和医疗改革,也正在实施。

在决定宣布之初,一些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总体改革计划宣布后,中国的改革将进入‘实施周期’,这一阶段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推进取决于实施的效果,改革的意义取决于实施的质量。

根据该决定,到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将取得决定性成果,该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也将完成。

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底,夯基础平台和柱梁架设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四梁八柱改造主体框架基本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重大改革措施,95%以上已经落实。

经济转型的新常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等人参观了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并提出努力实现中国梦。照片/新华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9倍。从2003年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左右。

在投资和出口的推动下,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挑战:工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规模高、企业竞争力下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报纸上经常出现谴责中国经济的外国声音:“经济硬着陆”、“金融风险爆发”、“改革缓慢”和“中国崩溃”。

作为回应,中国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势头,已经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常态”一词。他说:“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该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一贯的战略心态。”

六个月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领袖峰会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说,中国经济正呈现出一种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和消费者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居民收入的比例增加了。发展成果使更多的人受益。第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他指出,中国目前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合理范围内,“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他也提到,新常态伴随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一些潜在的风险正在逐步显现。适应新常态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

自此,“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关键词。

年底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五大任务,即淘汰产能、库存、杠杆、降低成本和短板维修。因此,供应方面的结构改革开始了。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分析,即以新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来适应新常态。

2017年,“高质量发展”一词首次出现在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这与以往的经济发展理念是一致的。

参与起草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定量”扩张阶段相比,在“定性”改善阶段,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和必然规律。

他说,“经济放缓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起伏。这些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或惊慌失措。相反,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总方向不断努力。”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杨伟民认为,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投入效率,即投入后生产要素的效率,包括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甚至环境的效率。随着大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生产要素的效率也应该提高。第二是更高的收益。在四大市场主体中,投资必须有回报,企业必须有利润,员工必须有收入,政府必须有税收。此外,四大玩家获得的报酬或收入可以根据市场决定的价格获得,即收入的分配可以更加合理。

经济学家李稻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给人们一种收获感。“人们真的应该感到自己被装进了口袋,网上购物更方便,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到。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

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将把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系主任张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位置和起点。

毫无疑问,“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思维回答时代问题

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也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未来几十年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高质量地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系主任张占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前有两种判断。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需求与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现状之间的矛盾”。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多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的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在起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时,有人提出修改重大社会矛盾的表述。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

前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注意到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

在关于起草第19次报告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反馈都认为,重新界定主要社会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对如何界定这些矛盾存在不同意见。

习近平要求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认真思考。据新华社报道,有关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听取了各方意见,并进行了广泛讨论。最终,他们对当前主要社会矛盾的理解达成共识,并在第19次报告中融合到新矛盾的定义中。

根据李君如的分析,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有所增加和扩大,并且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经过改革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很大改善,但发展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重新定义主要社会矛盾的同时,第19次报告也明确回答了中国是否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指出,有必要认识到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判断。我们的基本国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保持不变,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

李君如说,强调这一点是为了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变革,而是追求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更美好生活;另一个趋势是强调同样的东西,不要进步,不要根据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进行探索和创新。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同时,也总结和提炼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

最后,报告对公众提出了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项基本战略。

此前,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此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央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纲领。十八大提出了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十九大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

李君如指出,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前四项是关于党的领导、人民中心、深化改革和发展新思想。第五条至第九条论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施战略,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战略;第10至13条涉及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和国防、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处理国家安全、国防、祖国统一和外交问题。第十四条强调严格的党的管理。

根据习近平在报告起草期间的指示,这些新思想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等结合起来。这14项战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十八大后的五年。

正如李君如所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各项事业的发展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在新的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新目标“加强”

在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清华大学国家研究所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就国家的新目标写了一份报告。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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